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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标语大全 时间:2017-07-19 本文已影响

    篇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关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的讨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可以和“五四”时代相提并论的两个最为主要的思想启蒙与全面革新的时代之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观念得到了更新,原有价值体系得到了震荡,新的思想层出不穷。其中,人道主义思潮以其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声势之烈、影响之深为引人瞩目。

    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潮都是围绕如何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课题形成的,是作为对该课题的解答而出现的。新时期中国人道主义思潮的复兴,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实质意蕴,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和历史,开始是对“文革”中林、江集团违背马列主义,倒行逆施,丧失人性,惨无人道的罪行的揭露和批判,逐渐导致对马恩列斯毛的若干经典论著,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在理论上展开了各个层次的讨论。这次思潮与以往的运动相比具有显著的自发性和广泛性。新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和建国以后的历次意识形态领域的全国性运动不同,不是由官方或领袖人物、理论权威发动的,而是自发兴起的。它从1978到1984年,持续时间长达六年,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论著多达800篇,分散在国内的近200种杂志、60多种报纸、20多种文集中。这些文章和著作一方面呼唤人道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对外国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想和国外人道主义研究状况进行评述和译介,并围绕着人性和

    人道主义的问题展开规模空前的讨论。另一方面是重提启蒙,批判愚昧,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对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盛极一时。文学创作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领域迅速引起讨论和争鸣。到80年代初期,人道主义形成波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广泛思潮,在文学、美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或学科,都有所表现。研究、宣传与分析、批判人道主义思想或者受其影响的人物代表了社会上不同的层次和领域。下面我们就80年代人道主义争论的主要线索稍作梳理。

    首先,思想界。当中国从“文革”的沉痛梦魇中清醒过来之后,思想界自动承担起了对“文革”历史反思的使命:“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契机下,有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文革的悲剧是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了马克斯中的人道主义导致的。对人的遮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极左的教条主义,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一文,在文中,汝信指出在建国后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历史错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如果缺少了这个内容,那么它就可能会走向反面,变成目中无人的冷冰冰的僵死教条。甚至可能成为统治人的一种新的异化形式。” 而对“青年马克思”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阅读与重视,更是为“人道主义的支持者”提供了一种原典型的科学理论依据。于是纷纷呼吁要对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资源进行重新解读和再认识,王若水发表文章,阐发自己观点,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

    点”;周扬在1983年3月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讲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包含人道主义的”,以周扬的这次讲话展开的争论为标志,讨论达到了高潮。支持者的观点都有着一个明确的指向,即: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必须承认社会主义也有异化现象,而“高扬个体主体性”则是克服异化的途径之一。与此相关的是李泽厚等人对主体性的阐发,在《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中,李泽厚主张要“回到康德”-也就是回到康德所说的“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的这个立场上来。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些人道主义论者是企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等同,使马克思主义消融于人道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挑战。”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做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代表这主流意识形态对这场争论的介入,他指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作为我们观察这些问题和指导自己行动的思想武器?我认为,现在的这场争论的核心和实质就在这里。”这就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基本原则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对立起来,也意味着间接否决了人道主义支持者的把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历史环境中统一起来的主张。仔细阅读周扬和胡乔木的两篇讲话不难看出,周扬与胡乔木的观点有着巨大冲突,冲突的首要问题就是是否可以用“异化”来表达一种针对当代中国历史的“拒绝和揭露”,可以说是思想与政治的发生了冲突。经过胡乔木的权威文章的发表,喧嚣的人道主义争论逐渐平静下来,对于人道主义问题也有了

    一个权威性的解释,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

    其次,文学界。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人道主义文学热”,延续了70年代后期的伤痕文学对文革的批判以及对人和人性挖掘的主题,俨然有形成一场新启蒙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态势。如果说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主要指向的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历史叙事的话,那么,文学在完成政治控诉的同时,则提供了关于何为“人性”的具体书写。文学界表现人道主义主题的文学作品,有许多与理论界的讨论形成直接的呼应关系,如当时有一些争议的小说,比如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等等。戴厚英198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人啊,人》,曾被称为“人道主义宣言”,这篇小说涉及“人性”与“阶级性”的对比、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理论话题。

    继1978-1984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之后,以后有关人道主义讨论也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热潮,我们在这里不在详述。

    有人说“80年代是皱着眉头进入历史的”。这既是说人们在重新思考历史与人生,也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进入了一个争论的年代。尽管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没有的到根本解决,但是它推动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作为这场思潮的最大成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创立,为我们启迪思想以及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篇二:70年代出生的人的共鸣

    70年代出生的人的共鸣

    生于70年代的人,最小的现在也是30岁的人了,最大的呢,不惑之年了。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直接经历过“文革”,但是也间接地受了点影响。

    我总感觉60年代的人,好像都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我说不出来那是什么感觉,比如,当一个60年代的人哼唱着那个时代的某个曲子的时候,另外一个不管认识不认识的60年代的人马上就能跟着哼唱出来,当一个60年代的人调侃地说出“哎,我都找第八个老婆了。”如果在场的有60年代生人,那他马上就会接到:“第八个是铜像。”就会引来会心地一笑。也许我们听得是莫名其妙,但这就是60年代人之间的默契,经历过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特有的诙谐与幽默。虽然60年代的人被说成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但他们用他们特有的调侃的风格,不甘于向命运低头的性格,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活得潇洒充实,他们身上有着一种看透了生活本质,但又能安然融于这种生活的怡然自得的态度。

    而我们70年代的人呢,我们活得矛盾,非常矛盾。

    我们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里飘着。我们比60年代的哥哥姐姐们幸运一些,至少没有吃过苦,没有挨过饿,没有上过山,也没有下过乡。但我们又比不了80后的弟弟妹妹们幸运,他们享受着独生子女的特殊待遇,家里的独苗苗,父母的掌上明珠,可以特殊培养,特别照顾。

    我们70年代的人,一般家里还都有兄弟姐妹,穿的是哥哥姐姐的旧衣服,好吃的要留给弟弟妹妹,父母忙于工作,对子女疏于关心和照顾,因为孩子多,也确实是照顾不过来。我们也许有的或者没有的特殊才华,父母不会给予培养,一是没钱,二是不看重。

    我们70年代的人,目前在单位还算不上中层,因为60年代的哥哥姐姐都还没有退休,还轮不到我们发挥自己的潜能。可是眼看着,80后的大军蜂拥而至,让我们措手不及。以前办公室里我们70后还是小字辈,但现在办公室里坐着的,除了快退休的处长,全是80后的一些弟弟妹妹,他们有着年轻而朝气的脸,每天都好像有使不完的劲,我们70后只有无奈的默默地叹息。

    生于70年代,我们的骨子里还有着传统的意识,这种意识让我们会像我们的父辈一样,脚踏实地地去工作去拼搏,但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又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期,国外的一些精华的或者糟粕的东西向我们的脑子里疯狂地灌输,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我们也经历了一个无所适从的时期,我们也经历了一个矛盾的时期,我们经历了一个破茧而出的痛苦的时期,那就是我们的青春时期。

    生于70年代,现在的我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我们中有的人膝下已经有了儿女,有的人已经成为单位的中层领导,有的人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有的人也许还在彷徨徘徊……但是我们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最好的时光已经离我们远去,剩下的就是死死抓住青春的尾巴拼他一下。

    生于70年代,我们也不甘心被80后、90后的弟弟妹妹们轻易顶下,毕竟我们也是整

    整一代人,虽然你们来势汹汹,但我们也是气势磅礴,为了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我们还需要拼搏!!

    生于七十年代的我们,是最后一拨这样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开始……”;

    是最后一拨男女生明明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三八线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小时候写作文时,言必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改革的春风……”之类的人;

    是最后一拨学校开会一冷场有事没事就开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是最后一拨这样的女孩子--春风越吹越暖,明明早就心痒难搔,却硬着头皮按兵不动,互相观望,最后都快放暑假了,实在熬不住了,才约好第二天同时穿裙子,谁说话不算数谁是小狗;

    是最后一拨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识过BASIC语言的人;

    是最后一拨有过小时候要到别人家看电视,死活赖着不肯回家,被爸妈打的经验的人; 是最后一拨过六一节还必须找齐了白衬衫、蓝长裤的人;

    是最后一拨和泥巴、过家家、弹弹子、拍画片,背着军用水壶,揣着茶叶蛋春游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小学劳动课上还去打扫厕所、捉苍蝇老鼠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倒背如流,但始终也没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四有新人的人;

    是最后一拨告诉自己,要有理想有信念,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走在路上看见方格子地砖想着跳房子,跳橡皮筋的时候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每个月存5元指望小学毕业去看天安门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过黑白小人书《岳飞》,《丁丁历险记》,《烈火金刚》,《七剑下天山》的人;

    是最后一拨享受过最纯最动人的日本动画片,到八十岁仍能张口就来一段《铁臂阿童木》主题歌,到九十岁仍记得《森林大帝》里的小狮子LEO、花仙子和李嘉文、咪咪、来福、娜娜小姐、蓝精灵和格格巫、龙子太郎、一休和小叶子、新佑卫门,自认为曾看到过最好的动画片的人;

    也是最后一拨享受过品质最佳的国产动画片的人--《九色鹿》我(转载自:www.hnBoXu.com 博 旭范文 网:70年代文革标语)们看一回感动一回,《天书奇谭》让我们第一次明白了狐狸精是什么东东、《大闹天宫》让我们初具审美情趣,《没头脑和不高兴》寓教于乐,《大林和小林》够曲折,《哪吒闹海》豪气冲天。

    是最后一拨当年在看了《排球女将》后,逢中日排球赛就紧张万分,生怕日本队真练成了睛空霹雳、流星赶月,抢走中国女排的五连冠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全了山口百慧的《血疑》系列,天天查看自己手臂上有无红点、担心自己也得白血病的人;(呀,怎么尽是日货,不好意思,不过,当年的哈日族可真比现下的心境纯明多了。)

    是最后一拨有幸目睹过香港无线的诸多武侠剧的人--当时是小学的年纪吧,再小一点的就看不懂了。看《射雕》里的翁美玲让我们把早逝的她奉若神明,《绝代双骄》又让我们成了梁朝伟的终身影迷。那个时期的金剧和古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最后一拨还曾为费翔意乱情迷,深深同情他白白地担了大兴安岭火灾罪责的现在还算是年轻人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中学毕业时都要含着眼泪唱小虎队的《骊歌》中的“南风又轻轻地吹送,

    相聚的光阴匆匆……”和《再见》中的“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的人。

    篇三:文革时期的经济成就

    文革时期的经济成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国一段极具争议的历史,本篇文章主要针对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阐述。在此期间毛泽东错误的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但与此同时这期间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这段历史的是与非我们无法评论,仅能以此文研究一下文革时期的经济发展。

    “文革”时期经济的成就

    (一)三线建设的成就

    首先说一下交通运输方面,在文革时期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 同时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虽然如此,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仍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

    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二)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1972年研制出4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然而,“文革”的爆发,使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远离城市的各个试验基地也遭到了严重冲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聂荣臻等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可能的措施,维持生产和试验的正常进行。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

    (三)石油、电子工业的发展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60年代起,我国已陆续勘探和开发出大庆、胜利、大港等油田,准备投入全面生产。“文革”初期的动乱严重干扰了继续建设的进程,使工交企业一度出现了供油紧张状况。进入70年代,由于战备,国家急迫地需要增加石油生产,在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领导人的坚持和支持下,石油工业进行了整顿,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1970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1973年,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投入开发的13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1946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大港油田新开发了8个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提高

    到1978年的300万吨,增长25倍以上。克拉玛依油田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开发了15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7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53万吨,提高近两倍。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126.3万吨。同时开发了三个新的小油田。到1978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185.07万吨。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总结

    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以“文革”时期为主进行的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 交通和科技状况,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时 期,使农村的生产条件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证。那一时期蓬勃兴起 的对外引进和农村社队工业,实际上也是80年代对外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先声。

    可见,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党史、国史、经济史学者共同协作,以调查分析得出的可靠经济数据,结合时代背景、历史条件、战略目标、认识局限等动态来进行分析的课题。希望经过这种研究,能获得一个比较客观、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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